这也是推动传统的CPI产品价格下行的重要方式。
中国服务业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就是一个重要例证。中国经济放缓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完全)是有意而为之，这表明中国政府正在精心地推动再平衡，向增速更慢的服务业和消费倾斜。
至少从当前来看，美国还无法对世界经济发挥更大拉动作用，中国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积极引擎，世界经济大的格局不会因为美中两国经济当前阶段的表现而发生变化。如果中国继续保持这种再平衡的趋势，那么从现在开始到2025年，中国服务业的整体规模还将扩大约12万亿美元。新的国内消费需求的出现，不仅将为中国更具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同时也将为后危机时代亟待增长的世界经济带来相同效应。在新的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中，7%的增长速度能够为中国提供以往制造业经济10%增速才能提供的就业机会，而环境退化和污染也会变得更少。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的重大调整都将对全球经济形势产生重要影响。
这延续了后金融危机时代缺乏活力的经济复苏态势。与美国和其他西方经济体不同，中国还没打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弹药库中的所有弹药。这是我们强调中国低碳经济学这一称谓的重要目的，也是中国低碳经济学的理论价值所在。
二是针对制度与政策因素对中国碳排放趋势的影响，研究节能减排降碳的制度设计与政策措施，重点研究电力和能源资源价格、财税体制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研究可行有效的发展措施。在中国政府看来，设定在2030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目标是合适的。而煤炭消耗是温室气体以及其他有害物质排放的主要来源，2012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的90%、烟尘排放量的70%、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0%来自燃煤。另一方面也能够适应主观因素，在制度设计与政策措施能够达到的范围内。
如果把这个问题弄清了，一个大致的碳排放轨迹就可以勾画出来了。目前，低碳经济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很多问题上还没有成形的经济学理论。
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新的国家竞争优势，必须积极发展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三低特征的低碳经济。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造成中国环境问题非常突出。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各种能源与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问题之一：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客观性约束一提到如何实现低碳，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进行能源结构调整，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使用新能源与清洁能源。
导致资源浪费的习惯性行为。这样，目前再纠结于峰值的客观因素的探讨已失去意义，而应关注并深入探讨主观因素的治理机制以及可能的实际效果。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经济学研究作出回答，得出一般性逻辑所不能达到的判断与结论。再分析一下经济发展态势。
如果人们倾向于高碳产品与行为，那么在生活中和生产环节就会产生更多的碳排放。比如城市矿山，即城市中各种可以回收利用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以及其他废弃物资所形成的矿山，其单位资源含量往往比自然界中的矿山更高。
资源严重浪费与过度消耗的问题同定价不合理有关。希望更多的学者进行更深入更具体的研究，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低碳经济学。
电煤由国家指导定价，电煤价格低于市场均衡价格，造成电厂对煤炭的过量消耗。因此，从理论上看，要完整和准确地判断一国未来的二氧化碳排放趋势，就不仅要考虑客观物质层面各种因素的变化，也要考虑主观制度设计和政策措施等方面的因素，如能耗强度和碳强度指标考核体系、低碳产业政策、低碳科技政策、碳税、碳交易等一系列有关低碳发展的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安排和举措。煤炭较为丰富，但优质化石能源不足，石油与天然气资源的探明剩余可采储量仅列在世界第十三位与第十七位。中国碳排放峰值设定，必须包含上述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的因素，仅仅从客观层面的因素来考虑显然是不够的，也不能真正预判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未来变化。有关研究表明，当价格提高到一定程度，人们就会停止浪费，注意节俭使用。这是很自然的，因为造成中国经济高碳特征的最主要原因是能源结构不合理，约70%依赖煤炭。
低碳经济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事项，相应地，低碳经济学是中国学术界需要重视的重大课题，并且低碳经济与低碳经济学都是处于起步阶段的新事物。既然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导致二氧化碳等气体的高排放，那么，对能源结构进行根本性调整，减少燃煤，使用低碳甚至零碳的新能源，是顺理成章的。
实际上，减少以至杜绝导致资源浪费的习惯性行为，对中国的低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能源消耗量不断增加，能源供给与消费之间的缺口逐年扩大，目前已超过3亿吨标准煤，其中石油、天然气的供给缺口尤为严重。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碳排放峰值所作的预测结果，很多是基于已有假设对未来趋势所作的一种意向性判断，远非未来真正发生状况的一种精确性判断。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何时达到峰值，以及达到峰值时的绝对水平是多少。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对确定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至关重要，而恰恰又是目前没有被充分重视的问题。再考虑到中国的能源资源禀赋，进行能源结构调整无疑面临严峻的客观约束，快速实现根本性调整的主观愿望是不现实的。但是，中国有自己的具体国情，寻找适合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必须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低碳经济学，即中国低碳经济学。不同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碳排放量明显不同。
同英美等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经济体，在消费结构升级的拉动下，以机械制造、钢铁、建材、能源为代表的重化工业会长期处于快速增长通道。而且涉及主观因素，即根据我们的主观愿望进行相关制度设计、采取政策措施，以促使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未来变化符合我们希望的目标。
问题之二：制度与政策因素对中国碳排放趋势的影响如何考虑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未来的趋势性变化，是有关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但这个观点没有充分考虑现实条件。
中国已经向国际社会宣布了这个目标，即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而今后20年，更是中国基本完成工业化任务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重要时期，重化工业以及汽车工业、船舶工业等的发展仍将是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支撑。
三是针对资源浪费问题，研究如何采取切实的措施与方式，改变导致资源严重浪费与过度消耗的习惯性行为与做法，以及如何减少终端的资源浪费并发展回收与循环利用产业。应当认识到，制度与政策方面的工作将更加复杂，比如，如何在体制机制方面推动更为实质性的改革(电力、能源资源价格、财税体制改革等)以推动峰值早日到来。如果将客观和主观的因素同时纳入碳排放峰值理论的考量，那么，达到峰值时间和峰值水平的预测范围将变得更大。价格偏低导致相关资源过度消耗和严重浪费。
我们需要加大对生产领域、生活领域各种资源的回收再利用，减少终端的资源浪费。一国的能源构成是天生的，也就是说，一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是由其能源资源禀赋以及经济发展态势等客观因素决定的。
问题之三：导致资源浪费的习惯性行为低碳发展，不仅是限制使用传统化石能源、多使用新能源，限制高消耗高排放产业、发展低碳产业，而且包括减少以至杜绝生活和生产领域一些习惯性行为与做法所造成的资源严重浪费与过度消耗。完成中国低碳经济学的这三项使命，是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所急需的。
而新能源的发展与利用比较有限，再加上新能源技术发展的难度较大，短期内尚难以大规模使用新能源。比如，中国人喜欢开大型车，而不少发达国家的居民更愿意使用小型汽车、小排量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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